古代取名都要避讳一个字2000年来只有3人敢用现在却随处可见
中国古代,也即封建王朝普遍存在这样的思想,那就是天子是众民的父母,是天下的共主,地位至高无上,凛然不可冒犯。
森严的礼教要求臣民对其尽皆臣服,丝毫不可有二心。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连名字,古人要有所避讳,不可与其同字、同音,以防冲撞天子。
违者,以冒犯尊者入罪,皆可斩首示众。
臣民如此,皇室中人也不例外。
就连天子的亲弟兄,在这一方面也要有顾忌。
每逢新帝即位,就是他们递上奏折,请求更名以避讳的时候。
如康熙朝皇四子胤禛上位成为雍正帝后,其兄弟的“胤”字就不可再用,后一并被“允”字所代替。
这样一来,各朝各代避讳的字也有所不同。
但有一个字却是哪朝哪代都要避讳的,这个字就是“王”。
只是,2000年历史上,有3个人打破了这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以“王”作为名字。
他们就是骆宾王、冯野王和顾野王。
“王”字在古代的特殊性
早在甲骨文时期,“王”字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或者说,造字时,它就有了不一般的象征。
“王”字造字的本义是最大的战斧,借代战场上所向无敌的统帅,是超级的“士”。
《说文解字》是这般定义“王”字的:“王,天下所归往也”,也就是说,王是人心所向、天下归附和向往的英杰。
在这方面,孔子和董仲舒有类似的看法。都有自己的解释。
孔子认为,“一贯三为王”,“王”顶天立地,且能够沟通天地。
董仲舒做了进一步解释,那就是“王子”是以一道竖笔连接三道横画,而后者分别代表天、地和人,也就是说,能够参悟、贯通这三者的人才能被称作是王。
显然,在他们看来,“王”字之意非同寻常,自也是非常人所能用。
骆宾王
不过,冯野王就是这么一个“不讲理”的打破常规的人。
古人取名,自有其讲究的地方。
一般来说,孩子都会在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或者祖父取名。
这是古代父权社会必然的结果,也是其典型的体现。
古人之名,受社会历史、制度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经常被赋予深厚的文化含义,或表达改变命运的诉求,或表明心志,或寄予美好的愿望等等,无不有其独特的意象。
在这种情况下,骆宾王的父辈为其取名“宾王”,取字“观光”,就是为了寄予美好的愿望。
据说,骆宾王名字的出处是《易经》,在其中可以找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句话。
结合程颐所说的“古者有贤之人,是人君宾礼之,故士之仕进于王朝,则谓之宾”做理解,“宾”指的就是跟随君王做事的官员。
而“王”字,显而易见,指的就是君王。
因此,《易经》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观看一个国家的民俗风情,适宜从政追随君王”。
所以骆宾王的名字虽然用上了“王”字,却不显得冒犯,反倒因为表达了“愿意从政追随贤德的君王”的意思,体现了忠君和爱国的一面。
哪怕高傲如君王,被这样明显地“拍了马屁”,也只有高兴而不会生气。
所以骆宾王没有因名字带“王”字而被杀头。
更难得的是,骆宾王还不是一个庸才,而是一个七岁就传出才名的神通。
据传,《咏鹅》就是他在七岁时所作。
一个寒门出身的稚子能有这样的诗作,当真是震撼了世人。
更可况,他一生都没落到“江郎才尽”的地步,著作颇丰,豪情壮志,以为绝唱,长期受到人们的赞誉。
被这样一个天下闻名的才子、诗人“吹捧”,哪个皇帝都会笑出大牙。
冯野王
在初唐骆宾王之前,其实已经有两个人大胆地采用了“王”字作为自己的名字。
最早的那个人就是出生西汉的冯野王。
论起在后世的声名,冯野王不如诗作都被列入九年义务教育必背课文行列的骆宾王,但在西汉,他也是相当有名的官员。
冯野王的家世要比骆宾王的家世来得好。
他的父亲是朝廷命官,官至左将军光禄勋。
有这样的家世,他入仕要比寒门出身的骆宾王来得容易,少时就蒙父荫,担任了太子中庶子的官职。
后来更是轻松补任县令,当过太守,做过左冯翊,任过大鸿胪,掌管诸侯及少数民族事务,为九卿之一。
显然,他是一个既有家世,又有才能和机遇的人。
这样一个人走进官场,很难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而他没有因为名带“王”字受到其他官员的攻讦、受到皇帝的猜疑,其实和他的字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他的字就叫做“君卿”,意思就是“君王的臣子”。
可以说,他取字“君卿”,就是在表达对君王的效忠之意,这样一来就可以掩盖他名带“王”字的“张狂”。
所以冯野王也没有因为名带“王”字而受到惩罚,更没有因此被杀头。
和骆宾王一样,冯野王也是一个有能力、有贡献之人。
冯野王的妹妹在汉元帝宫中任昭仪,所以冯野王其实是大家常说的“外戚”。
不过,冯野王对君王忠心耿耿,没有借着外戚的身份在外横行,少有劣迹,多有盛名。
在汉元帝为避嫌而没有启用他的时候,他没有任何怨言,等到汉成帝继位,看重他的才能而重用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得意忘形,而是尽职尽责,多立有卓越的政绩。
这样一个人,只要不是昏君,都不会对他有杀心。
冯野王后来晚年不幸,白身老死家中,也并非受到君王猜疑,而是因为受到大司马王凤排挤,在官场混不下去了。
顾野王
活跃在南朝梁陈间的顾野王是继冯野王之后,在骆宾王之前,给自己的名字加上“王”字的人。
他原名其实叫顾体伦,和“王”字扯不上一点儿关系,但因为他把冯野王当做是偶像,并且立志要在文学方面取得和他一样的成绩,后来就更名为“顾野王”了。
正因为他的更名动机是这般,在十分重视才情、诗情的时代,其他人只有理解而不会有取笑的意思,就连至高无上的君王,也不会因此降罪与他。
毕竟,君王也要讲理,在确认他丝毫没有冒犯之意的情况下,他不会轻易得罪读书人。
顾野王所在的南朝梁,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三个朝代,到了后期的时候,国政已然败坏,战火也没有停歇的时刻。
这样动荡的朝代,礼法自然不如以往一般森严。
更何况,南梁皇室基于种种考量,在国内实行的是温和的政策,并且将发展经济、文化当成了所有工作的重点,顾野王为向忠君又有才情的冯野王学习,自然不是一件犯忌讳、需要被治罪的事情。
所以顾野王名带“王”字,也依旧好好地活到了60多岁。
乱世之中,他这样的年纪算得上相当长寿。
顾野王在历史上也不是无名之辈。
相反,他一生博通经史,擅长丹青,历任太学博士、黄门侍郎、光禄大夫,还著有中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楷书字典——《玉篇》,可以说是以区别于冯野王、骆宾王的方式,在世间留下了不灭的功绩。
他的家族在明末清初时期还出了另外一位“名人”,这个人就是提出经世致用、明道救世思想的顾炎武,后者一生著述丰富,被称为“启蒙思想家”。
在古代有特殊意义、不能被随便使用的“王”字,到了早已废除君主制的现代却是随处可见。
“王”字可以被随意搭配,就算有人愿意起名为“王子”,也丝毫不会犯有任何的忌讳。
这和新中国实行的不是君主制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关。
因此,两个时代对于“王”字的不同态度,是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政治制度所带来的不同的结果。
不过,也许还有人注意到,在现代排名第二的大姓——“王”姓,在古代也能找到踪迹,如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都是历史上有名的世家,王羲之、王焕之等也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古代取名要避讳“王”字,那更重要的象征着家族传承的姓氏,又为何能用“王”字呢?这就要讲到王姓的来源。
据考据,王姓来源有三,分别来自于姬姓、子姓和妫姓。
其中,姬姓是周王室的姓氏,子姓是殷商王比干之后,而妫姓则是齐王田和的后代。
也就是说,中国封建王朝的王姓家族,其祖辈都有皇室的血统。
因为他们可以成为森严礼教下的“例外”,继续传承着“王”这个姓氏。
当然,不管是姓“王”还是名字带“王”字,到了现代,都只是单纯的姓氏和名字,再没有其他特殊的含义。
此字很常见古代却只有3人拿来取名1400年过去无人再用是什么字?
?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是出自《公羊传?闵公元年》中的一句古言,讲述的是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的一个非常严苛的制度??避讳,即规定人们说话行文中避免直呼其名,而已其他字代替。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们的汉字更是文化中的一大瑰宝,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包含着数不尽的意味。在封建时期的中国,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是十分信仰文字的寓意的,包括吉凶、期许和祝福等等。在我们的汉字里有这么一个字,此字很常见,古代却只有3人拿来取名,1400年过去,无人再用。
我们的汉字里有着非常多的谐音字同音字同义字,这是构成我们汉字文化缤纷多彩的一大重点,而这也是那些文人墨客喜欢摆弄的东西。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有着其独特的寓意,包含着长辈的祝福,帝王们也是如此。
在封建社会里,帝王的地位必定是不可撼动的,是绝对的统治者。而帝王的名字,自然是不可以被子民们直呼的,这样在帝王们心中是大不逆的行为。为了保证自己的帝王威严,避讳这一封建文字制度应运而生。
避讳分为四种,对帝王、对长官、对圣贤以及对长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帝王的避讳,又叫?国讳?,不仅仅是帝王的名讳,有些时候皇后的名讳也是需要的。公元25年,刘秀东汉称帝,在这段时间里,秀才一词为了避讳改名为茂才,这就是十分经典的避讳。
避讳在唐朝、宋朝和清朝时期最为盛行,一些帝皇的过多追捧,也导致了避讳的变质,最终形成了文字狱。在封建社会里,由于避讳,百姓是不能以帝王名号为名的,姓氏也需要更改,这已然十分不便。但随着文字狱的出现,已经让人们因为避讳,变得人心惶惶了。
要说避讳中最禁忌的字眼,除去帝王名号,大概就是帝王这两个字本身了,其中王这个字更胜一筹。在古时候甲骨文时期,王字为一把大斧头的斧刃轮廓。大斧象征着征战与胜利,这代表着奴隶主们至高的权力。
在《说文解字》中讲道:?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凡王之属皆从王。?王字不仅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天地人也暗合各路思想中的天道理念,可谓是统治者们的讳中之讳。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名字带着王的人来到了皇帝的面前,那岂不是对他天大的挑衅?
纵观过去,2000年里敢在名字里放?王?字的,也就这么三位猛士了。
其一,骆宾王。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是一个非常有才学的人,在四杰中诗词造诣最为突出,有不少的传世之作,诸如《咏鹅》这七岁所做的诗就已经被我们滚瓜烂熟了。为人豪爽正气,只可惜仕途不明朗。
初次听到骆宾王这个名字,还可能会以为是一个叫?骆宾?的城池的诸侯王之类的。这等名号若是让疑心病的君主听闻,岂不是一个造反的帽子就扣上了?这么一想,骆宾王的仕途不顺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其二,冯野王。这位可谓是第一个把王字用在名字里的了。冯野王是西汉时期人,饱读诗书,精通《诗经》。勇敢地向汉宣帝表明志向,踏上仕途,在汉元帝期间十分受器重,威望十足。尽管因为家庭避嫌未能得高位,却也并未因自身名讳而一蹶不振,实属幸运。
冯野王的一生被很多人推举,一身才华也让他享誉盛名,但是奈何良臣总遭冤孽。在阳朔元年时,王凤担任大司马,冯野王的才名威胁到了王凤的地位,惨遭排挤,最终退出朝堂,归乡隐居,终究没能逃过奸佞之人的毒手。
其三,顾野王。南朝的文学家顾野王,本名是顾体伦,由于非常仰慕冯野王在文学诗词上的造诣,本着希望自己能够和冯野王一样在文学上出类拔萃的心改名为顾野王。顾野王为人十分低调,专心研究书法与文学,对历史也保有着浓厚的兴趣。
顾野王出身富家,三代为官,从小对政治军事耳濡目染。进入仕途之后也十分低调,反而由于自身出色的才华与文学造诣名扬天下。一生浸淫书画诗词,钻研史学,著作满天下,十分受人爱戴。
可以看出来,名字中的避讳如果让帝王觉得不舒服了,那么你的未来也就到此结束了。除非遇到贵人或者宽宏的君主,避讳一事在古时还是非常的苛刻的。当然,骆宾王他们都不是出在避讳最盛行的时代,倘若骆宾王生在晚唐亦或是清代,那可能咏鹅的作者就要换人咯。
哪一个汉字因为特殊,历史上只有三个人用它取名,后世再无人用?
“王”这个字大家都以为是姓,很少有人用它作名。历史上只有三个人用它取名。?“王”这个姓氏大家想必都不陌生。在百家姓里面排名第八位,但是大部分情况下王都是作为姓氏。“王”作为名字确实很少见,因为在古代为了避免和天子重复,取名字时都会避嫌,免得招惹不必要的麻烦。但是历史上,有三位名字中取“王”字。
第一个就是冯野王,他在朝当官时,品行好,能力强。得到皇帝的赏识。但是因为其身份特殊,时皇帝妃子的哥哥,所以没有委以重任。曾经有人说,因为他的名字里有“王”才被皇罢官。
第二位是骆宾王,他虽然家境贫寒。但是学习刻苦,小小年纪就可以写的《咏鹅》。并且和杨炯,王勃,卢照邻共同称为初唐四杰,并且经历的唐朝兴衰,做出来很多杰出的贡献。
第三位是顾野王,顾野王本名不叫顾野王,叫顾体伦。但是因为崇拜冯野王,遂将自己的名字更改成顾野王。顾野王,一生做出了很多杰出的贡献。
历史上虽然有三个人名字中带“王”。但是大部分人在取名字的时候,还是会避嫌,尽量不取带“王”的名字,不然就会很容易让帝王引起误会,认为自己会有谋逆之心,对皇帝不忠。虽然“王”字作为姓氏还是很普遍的,作为名字就不是很好听了,而且作为名字,还会容易招惹杀身之祸,所以这也是“王”字没有作为名的另外一个原因。
历史上最禁忌的一个字是什么,千年来无人敢用?
历史上最忌讳的字是“皇”,即皇帝皇上帝王所称的那个“皇”,也包括他的一些谐音字。
历史上有很多帝王都比较重正统,对自己的名字也十分在意所有普通的百姓,或者他的臣下都不能用和他名字相似的字,以及他名字的谐音字,例如雍正“胤禛”,就不允许他的兄弟再用“胤”这个词这个字,然后把这个字改成了“允”,连亲的兄弟都还这样,更不用说普通的百姓了,都要避讳和帝王重字或重音。
帝王对此如此如此的重视,也说明了他们的敏感以及,自命不凡的气势,还有朱元璋,关于他的姓氏“朱”,他也做出了让我们十分看不懂的做法,他把家禽猪,改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名字,巨人们通传为肥肥,可能一方面是想改变这个谐音,还有就是期盼人们的养殖业繁荣吧,能够猪这个动物能够肥满鲜美。
这就不得不又提到宋朝,那个奸臣遍地的王朝,宋徽宗不仅大肆豢养奸臣,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没有主见的人,旁人说她的姓是属狗,所以天下人都应该保护狗这个动物不能吃狗肉他便听信谗言下令全国不能吃狗肉,也是非常令人觉得搞笑的事情了。
这是古代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皇帝对自己和别人要求也很高,皇这个字更是九五至尊的象征,不容侵犯的符号,所以,皇这个字,不是平民百姓,或者,达官显贵可以随便用的。
为什么古代人们的名只有一个字???
大凡读过《后汉书》与《三国志》的人都知道东汉、三国时期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单名,此之前朝(周秦、西汉),单名使用的频率更高。东汉从光武帝刘秀到汉献帝刘协13帝全系单名,他们是刘秀、刘庄、刘怛、刘肇、刘隆、刘祜、刘保、刘炳、刘缵、刘志、刘宏、刘辩、刘协。西汉皇帝中至少还有刘弗陵、刘箕子(刘衔)二人是复名,东汉皇帝居然一个也没有。
三国时的曹魏政权,曹操、曹丕、曹睿、曹芳、曹髦、曹奂都是单名;蜀汉政权,刘备、刘禅也是单名;东吴政权孙权、孙亮、孙休、孙和、孙皓也全是单名。至于大家熟知的三国人物如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孙坚、孙策、周瑜、鲁肃、黄忠、马超、袁绍、袁术、吕布、王佐、蒋干、夏侯淳、黄盖、陆逊、许褚、张辽、孟获、马稷、姜维、司马懿、司马昭、邓艾、华陀等,无一不是单名。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瑒、刘桢与“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亦全系单名。间或也有采用二字名的,但甚罕见。或为隐逸,如庞德公、邓卢叙等;或为艺人,如东方安世等;或为乳名不改,如刘盆子、郑小同等;或单称其字,如黄承彦、苟巨伯之属。 东汉(25-220年)、三国(220-265年)时期约有240年左右,如果再加上三国归于统一的西晋(265-316年),这一阶段约占300年。从中国姓名史考察,这300年是中国人盛行单名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为什么这一时期单名特别多呢?对此现象,古今论者意见不一。
以前一般解释为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后复古改制,“令中国不得有二名”所致。今人马来西亚学者萧遥天也采此说,萧氏在其(中国人名的研究)中说:“近读《汉书?王莽传》,始知单名之俗,出于王莽的倡导。原来莽辅政,便实施二名之禁,莽传有‘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语,则二名之禁已见于诏令。莽又谓他的长孙王宗,因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铜印三颗,与其舅合谋,有承继祖父大统的企图,事发,宗自杀,仍遭罪遣。有‘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并贬官爵,改封号。这又表示去二名,是示朝廷的宠遇,恢复二名,则以示贬辱。这么地一抑一扬,一褒一贬,对社会的影响便大了,至少造成人们对二名存在着低贱的观念。故王莽的政权十几年便下台,而去二名的习惯一直维持了三百年,便是魏晋以后,单名仍较二名为多呢。”王莽的“二名之禁”造成东汉、三国乃至西晋三百余年的单名大倡,这一观点或可自圆其说,故录以备存。
但是,王莽政权介乎两汉之间,仅仅只有短短的15年(9—23年)时间。尽管王莽打着“奉天命”的旗号,雷厉风行地复古改制,认为“秦以前复名盖寡,遂禁复名”,并直接下诏对单名、复名进行褒贬。然而王莽掌权的时间毕竟短暂,不可能将他的号令统一实施于全国各地;即使上上下下都在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二名之禁”,在这15年中,至多也只有一代人实行,15年之后,王莽的新朝即已崩溃,其禁令不可能会对以后三百年的历史再发生影响。故,王莽“二名之禁”并非是促使东汉、三国盛行单名的根本原因,而只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对此,清人凌扬藻在《蠡勺编》卷二十七中曾提出过质疑: “王氏懋《野客丛书》曰:‘后汉人名,无两字者,或谓以王莽所禁故尔。’仆观《匈奴传》,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字名。或者之说,不为无据。仆谓莽窃取国柄,未几,大正天诛,汉家恢复大业,凡蠡伪之政,一切扫除,不应独于人名尚仍莽旧。“然后汉率多单名者,殆承袭而然,非为莽也。”
《蠡勺编》的这一观点是有见地的。正如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承性一样,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文化现象之一的姓名文化,同样具有传承性的特点。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活的流体,是沟通人与人、上代与下代、群体与群体、社区与社区等共存关系的一种社会活动过程。每一代人都需要从上一代人那里承接社会文化的遗产,并把它们传继给下一代人,使文化成为一个不间断的连续存在,每一个社会、民族或群体都通过不断继承形成文化传统,并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和创造出新文化。
东汉、三国、西晋三百余年间之所以盛行单名,究其根源,乃是一种文化传承现象。
中国人的姓名符号形式,从周、秦以来,一直是以单名为主,崇尚单名已成一种社会潜意识。周秦时代虽崇尚单名,但并不禁止二名,更无讥讽二名的道理。对此,我们已在上文所述尧、舜、禹及夏、商、周帝王中多有二名,即已可证。由于数千年的习俗使然,取单名之俗自然会代代传承下来,而不可能会在某一天早晨突然发生改变。 所以,拙见以为西汉以降的三百余年间盛行单名,只不过是继承前朝取名传统而已,并非如萧遥天氏所谓“单名之俗,出于王莽的倡导”。当然我们这样说,也不是全盘否定王莽 “禁二名”的作用。王莽颁布的“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对于长期实行单名习俗的中国姓名制度来说,乃是起了一种“雪上加霜”、“火上浇油”的作用,使其原先崇尚单名的社会潜意识,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同样,《公羊传》所谓“二名非礼也”、“《春秋》讥二名”的说法,尽管证据不足,但由于该书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环境里,影响较广(董仲舒就是治公羊学的),所以也会对崇尚单名的社会潜意识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由于周秦西汉几千年间,崇尚单名的取名习俗,在东汉以后仍被承袭继续了下来,并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再加上王莽“二名之禁”与《公羊传》“二名非礼”对社会潜意识的影响作用,这才造成了东汉以后三百余年间盛行单名的社会风气。当然这一见解,是否合乎历史本相,见仁见智,尚冀大雅君子有以教之。
那么,为什么汉晋之间的单名会特别多呢?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乃是为了便于避讳。避讳起于西周时期,凡君主与尊长的名字不得直书或直说,必须用其他方法回避之。周代起初只避死人之名,《左传?桓公六年》云:“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周代用避讳事奉神灵,人死之后,他的名字就必须避讳。因只避死人之名,不避活人之名,需要避讳的文字并不多,尚未因避讳而造成人名、物名的混乱,所以复名在两周时期大有人在。如周孝王名辟方,周平王名宜臼,周哀王名去疾,郑庄公名寤生,晋文公名重耳,齐桓公名小白。 进入秦汉特别是汉代就大不同了,为了巩固、强化封建专制统治和皇权,维护帝王唯我独尊的神圣地位,帝王一即位,。就必须避讳,不但死名要避,活名也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为“端月”,或读作“征月”。汉高祖名邦,改“邦”为 “国”。东汉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改“秀才”为“茂才”。汉安帝之父名庆,改“庆”为“贺”,于是姓庆的都改成为姓贺。
避讳之制在汉晋时代越来越密,汉律已有触讳犯法的规定,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曾诏日:“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汉书?宣帝纪》)两晋朝廷曾多次讨论避讳,使讳制更趋复杂。东晋避后妃讳特多,并列入讳榜,令天下同讳,是一朝同制。
由于秦汉以来讳制越来越密,这就势必产生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上上下下需要回避更改的文字也必然越来越多,由此造成了人名、地名、官名、书名、年号等的种种混乱;甚至追改古书,如将《春秋》改为《阳秋》,《庄子》改为《严子》。
为了尽量克服避讳带来的弊端,减少讳字,汉晋时代的帝王采取了两种约定俗成的取名方法:
一:是大量采用单名(单名所讳之字比之复名要少一半)。从帝王世系中可知,西汉15帝,仅有2个复名;东汉13帝全系单名;三国曹魏5帝、蜀汉2帝、东吴4帝也全系单名;两晋从晋武帝司马炎到晋恭帝司马德文,15帝中仅有2个复名。统计从西汉至东晋(前206-420年)626年之间,54个帝王之中,仅有4人是复名,单名约占94%。由此可见当时的单名之盛。帝王采用单名,这就大大减少了讳字。东汉何休在《春秋公羊解沽》中指出:帝王采用单名是为了便于避讳,“其为难讳也,一字为名,今难言而易讳。”
二:是采用冷僻字取名。东吴景帝孙休为四子取名、字,太子名震(音湾)字商(音迄),次子名奥(音觥)字粟(音礥),三子名壾(音莽)字显(音举),四子名寇(音褒)字奖(音拥)(《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注引《吴录》孙休诏)。此八字世人少用,以使人难犯易避也。西汉至东晋54帝中,采用冷僻字或不太常用的字取名者大有人在,如:西汉有汉元帝刘奭(音式),汉成帝刘骜(音傲),汉平帝刘衎(音看,又名刘箕子);东汉有汉章帝刘坦,汉和帝刘肇,汉质帝刘缵,汉少帝刘辩;三国有魏明帝曹睿(音锐),高贵乡公曹髦(音毛);西晋有晋怀帝司马炽,晋愍帝司马邺;东晋有晋元帝司马睿,晋穆帝司马聃(音丹),晋废帝司马奕,晋简文帝司马昱(音玉)。由于臣民对帝王的称呼另有一套专门用语,如天子、皇帝、皇上、上、今上、皇、帝、陛下、圣人、圣上、明主等,帝王的名字不像凡人那样常用,所以采用冷僻字取名不会发生人名称谓困难的问题。 汉晋时代的帝王既采用单名,又采用冷僻字与不太常用的字取名,使其名避免了“难言而易讳”,既减少了讳字,又便利于避讳,可谓“鱼与熊掌兼得”。“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语)这一来,其他高官贵爵乃至士农工商,为了维护自己在一家之中的尊严又便于避讳(避家讳),也纷纷采用单名。于是,神州大地单名大倡,《后汉书》、《三国志》所见之人名,几乎全是单名。直到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国进入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出现五胡乱华十九国,少数民族纷入中原,避讳制度遭受严重冲击。避讳既无定制,宽严随意而异,这一来,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顾虑便不便于避讳。于是,神州大地复名又逐渐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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